近年来,“国学热”持续升温。一些大学开办“国学研究院”,开设国学课程,个别地方还开设“读经学校”。更有甚者,有些学校,开学时,全体师生都穿着古装上学,戴着颇似大清帝国的圆帽子。据媒体介绍,去年成都九月一日那天,天气酷热,三十度左右,小学生们穿着汉服,汗流浃背,集体朗诵《三字经》。

这真让人有“不知今夕何年”的感慨!

对此情景,一位国学研究专家写文章,说“这叫国学虚火上升”。大作家王蒙则说:“我比虚火上升还得难听一点,有点儿走火入魔了。”(见《王蒙说》湖南文艺出版社)。

的确,国学的“热”,已热得不太正常了。

笔者绝不反对学生学国学。国学中,凝聚了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,有不少伟大的思想、哲理与科学,应该读,认真学,对优秀传统文化应大力弘扬。但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观点看,国学中也有不少糟粕。我们应该吸取其民主性精华,剔除其封建性糟粕。

譬如说许多学校十分推崇的《弟子规》吧。该书确有不少精华(且以精华为主),如“父母呼,应勿缓；父母命,行勿懒”,这是教育孩子要孝顺；“朝起早,夜眠迟；老易至,惜此时”,这是教育孩子早起惜时；又如:“凡出言,信为先,作与妄,奚可焉”,教育人讲诚信,不要欺诈骗人。类似的佳句的确不少。但也有糟粕。请读:“丧三年,常悲咽；居处辨,酒肉绝”,意即父母丧后三年,应常怀念悲伤哭泣,这没错；但要戒绝酒肉就不合情理；“居处辨”,意即夫妇不同居,就有点荒唐了。又如“打闹场,绝勿近”,这话也值得商榷。假如看到一群人打架,我们不能视而不见,而应当上前劝阻调解,如若见到坏人欺负殴打老人妇女小孩,我们应该见义勇为或报警才对,怎么能“绝勿近”呢?又如:“勿厌故,勿喜新”,如针对老友(或旧的好事物)不厌弃是对的,但不能将其与喜欢新友(或新的好事物)对立起来。喜欢新事物,创造新事物,社会才能进步。又如:“人有短,切莫揭；人有私,切莫说”,意即“发现了别人的短处,千万不要揭发出来,发现了别人的隐私,绝对不要去说破”。此言差矣!对不良的风气,对坏人坏事,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地敢于揭发检举,让他们无藏身之处。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,一味“莫揭”,“你好我好大家好”,正气能弘扬、邪气能刹住吗?又如:“扬人恶,即是恶”,这话逻辑也有问题。对腐败分子,对违法犯罪分子,就应揭露他们的罪恶,曝光他们,以警示世人。俗话说:“不怕内部通报,就怕曝光登报。”否则,还要纪检监察部门和舆论监督、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干什么?

《三字经》里头,好的东西不少,但也有与现代教学相悖的地方。如“头悬梁,锥刺股,勤有功,戏无益”。教育部要求学生减负,你却要他“头悬梁,锥刺股”,这不是与教育部唱反调吗?“勤有功”是对的,但“戏无益”则十分片面,且违反现代心理学。儿童玩游戏能提高学习效率,早已成当代广大教师的共识,怎能说“戏无益”呢?有的学校还专门设游戏课呢。而被古人奉为圭臬的《增广贤文》糟粕就更多了。请读:“近来学得乌龟法,得缩头时且缩头”；“人无横财不富,马无夜草不肥”；“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”,“衙门八字开,有理无钱莫进来”,“逢人且说三分话,未可全抛一片心”,“三十不豪,四十不富,五十将来寻死路”,“先到为君,后到为臣”……这不是赤裸裸地教人虚伪,教人盗抢坑蒙,宣扬宿命论和封建主义吗?

孝敬老人天经地义。《二十四孝》有好的,但也有谎诞的。如当中的《恣蚊饱血》:吴猛,晋朝濮阳人,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。家里贫穷,没有蚊帐,蚊虫叮咬使其父亲不能安睡。每到夏夜,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,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,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。

如照此“孝”去办,是保护儿童还是摧残儿童?

还有“一孝”更加令人毛骨怵然。该“孝”这样写道:“汉代郭巨家贫,有子三岁,母尝减食与之。巨谓妻日,贫乏不能供母,子又分母之食。盍埋此子。”于是决定活埋三岁之子。(见《郭巨埋儿》)。

鲁迅先生说:“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,才知道‘孝’有如此之难,对于先前痴心妄想,想做孝子的计划,完全绝望了。”“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,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。”这些“以不情为伦纪”(不讲人情人性的伦理纲常),“实在是把肉麻当有趣”,“教坏了后人”。(见《鲁迅全集》第2卷《二十四孝图》)

一般认为,儒学是国学的重要部分,其精华应大力弘扬。但因此有人提出要以儒学做我们的精神支柱。这又走偏了。我们的信仰与精神支柱应是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中央从来没说过要以儒学做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。儒学有很多合理的、有生命力的成分,必须继承,但又有许多封建文化的东西须扬弃。譬如,不讲平等的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,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”,“三纲五常”之类,特别是汉代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之后,历代帝王掺进了许多封建专制的东西,统治者不断将孔子神化,使之成了皇权文化的代表(这决非孔子之过)。因此,近代社会,要打倒封建主义,解放思想,就必然要向儒学开火。如辛亥革命“马前卒”邹容就把儒学说成“忠君”的“伪学”；陈独秀、鲁迅、李大钊等五四文化革命旗手更是举起“打倒孔家店”大旗,对儒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(当然也有过火之处)。

在中国古典文学巅峰之作《红楼梦》中,最坚持儒学、精通儒学的是贾政,而贾政不仅当不好官还治不好家,他本人还是个“假正经”(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语)。鲁迅的经典小说《祝福》中的封建卫道士鲁四老爷是满口“理学”实则心狠血冷的人物。巴金影响最大的小说《家》中,最坏的人物是冯乐山,他要娶鸣凤当妾,逼死了鸣凤。而冯乐山却是孔教会长。这就是文学名著中的“儒者”形象。北大教授李零说:“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”,似乎有点危言耸听。但“虚火”与“走火入魔”同样值得反思。教育部不承认上海读经学校的学历,就说明教育部在这个问题上是清醒的。

“读书无禁区”。但对懵懂无知的少年儿童教国学,教他们辨别是金还是沙,是玉还是石,是蛋白质、维他命还是“三聚青氨”与地沟油,同样重要啊!